第一百五十八章 开国大典 (第1/2页)
【1949年10月1日·北京】
天还没亮，何成局就醒了。
一百五十岁的人，睡眠早已不是必需。他盘坐在临时下榻的四合院东厢房里，窗外是北平初秋的薄雾。这座城市他来过很多次——第一次是同治年间，他押着广东的贡品进京面圣，在养心殿外跪了一个时辰，慈禧太后隔着帘子问了他三句话，他答了三句，得了句“知道了”，就被打发了出来。第二次是光绪年间，他以广州知府的身份进京述职，在菜市口亲眼看着六君子人头落地，谭嗣同的血溅在他官袍的下摆上，他回广州后把那件袍子烧了。第三次是宣统年间，他辞了官，以商人身份来京城活动，在前门楼子上看着袁世凯的兵从新华门涌进去，那一刻他知道，大清的命数尽了。
每一次来，这座城都在变，却又好像什么都没变。
但今天不一样。
何成局站起身，推开窗户。晨光刚刚爬上东边的屋脊，灰蓝色的天空干净得像刚洗过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先天境巅峰的感知力铺展开去——整个北京城都在动。不是慌乱的那种动，而是一种有序的、压抑着兴奋的动。成千上万的人从胡同里、从大杂院里、从军营里走出来，汇成一股股人流，朝天安门方向涌去。
今天，新中国要成立了。
“爷爷。”
身后传来声音。何成局没有回头，他听出是何国的脚步声——稳、沉，每一步都踏在同一个节奏上，是洪拳练到家了。何国五十五岁，是何辩的儿子，何成局的长孙。内劲七阶的修为让他看着不过四十出头。这些年，巨臂集团的船队已实际由他调度。十二艘远洋货轮、二十三条内河驳船、遍布南洋和北美的航运网络，都是何国一手打理。在江湖上提起“船王何国”，名号比他父亲何辩当年还响。
“都到了？”何成局问。
“到了。”何国走到祖父身后半步，压低声音，“念祖叔和念月姑昨夜到的，在隔壁院子歇着。川弟带贸易部的人天亮前就去了广场，说是要盯着观礼台的位置。山弟在宝芝林那边，梁铁心也跟着，说是带弟子们维持秩序——大会筹备处请了武馆的人帮忙。”
何成局点了点头。
何国顿了一下，又说：“我父亲、芳姑和甘叔也想来，我没让。他们身子骨……”
他没说完。何成局明白。何辩九十四岁，何芳九十二岁，何甘九十三岁——这三个是何成局仅存的子女。他一生子女众多，余姚姚给他生了何安、何宁和何辩他们，十五房小妾又给他添了何芳、何甘和其他子女，开枝散叶，人丁兴旺。可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下来，大多数子女都没能活过乱世。活到今天的，就剩这三个最普通的凡人，都已到了寿数的极限。今年以来，何辩已经很少出房门了，常年在他的茶室里坐着，有时候一整天不说一句话。何芳的安神香还在做，但手已经开始抖了，扎针也要徒弟代劳。何甘倒是精神好些，还能在厨房里转悠，翻看他写了一辈子的《何氏药膳谱》，时不时往里面添几笔。
凡人百年，到头了。
何成局活了一百五十岁，送走过太多人。发妻余姚姚走的时候是七十九岁，他守在她床边，看着她满头白发，怎么也跟十六岁那年掀开红盖头时那张娇嫩的脸对不上。他抱着她的尸身在白云山上坐了三日三夜，不许任何人靠近，心里反复想的只有一件事——她十六岁嫁给他，十九岁给他生了何安，二十五岁生了何宁，陪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武师走到广州知府的位置，又陪他从大清的风雨飘摇里一路走到香港。五十三年夫妻，她替他撑起了何家的后院，管着那些小妾，教着那些儿女，从没抱怨过一句。她走的那天，他觉得自己的半条命也跟着埋进了白云山的黄土里。
后来十五房小妾，一个接一个地在香港离世。她们都活到了八九十岁，是善终——周巧儿活了八十八，赵麦穗活了八十五，沈小荷活了九十，秦舒云活了八十七，周穗儿活了八十三，林青活了八十九，唐晚晴活了八十六，林落雪活了八十二，柳如烟活了八十五，唐玲活了八十一，刘惠珍活了八十四，苏筱活了九十，林函活了八十八，张颜活了八十三，彭幼楚活了八十七。每一个人走的时候，何成局都亲手给她们盖了土。十五座坟头在香港的山坡上排成一排，墓碑齐齐朝着广州的方向。她们活着的时候没能回故土，死了以后，何成局要让她们望着家乡。
他以为自己早就习惯了，但当仅存的三个儿女也开始一个个走到尽头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还是难受。
不是难过人会死，而是难过自己还要活着。
“走吧。”何成局收回思绪，迈步出门。
四合院里已经站满了人。何家第四代、第五代的子弟几乎全到了——何川、何峰、何岩、何海，四个中年人一字排开，穿着整洁的中山装或长衫，看着体面而克制。他们与何国、何山一样，都是何成局的孙辈。他们身后是各自的家眷，第五代的孩子们被大人抱在怀里，最小的何心是何山的女儿，才满月不久，被何山的妻子裹在襁褓中，睡得正香。
何成局的目光从这些孙辈的脸上扫过去，没有看到儿子们的身影，最后落在何国身上。
“人到齐了？”
何国抱拳：“何家六十四口，除海外分支外，到齐。”
何成局沉默了一瞬。他的思绪飘得很远很远——飘到一百三十年前，嘉庆二十四年，他二十岁，余姚姚十六岁。她爹是广州知府余保纯，他那时候不过是个春香楼穷小子，在码头上，商业街管理，兼做海路的走镖生意。他怎么也没想到余保纯真会把女儿嫁给他，但老爷子说了一句话让他记了一辈子——“何成局，我看的不是你的拳脚，是你做事的那股子稳当劲儿。天下要大乱了，我闺女得找个靠得住的人。”
他和姚姚成亲那天，广州下了雨。他掀开红盖头的时候手是抖的，姚姚抬起眼睛看他，十六岁的姑娘，眼睛里没有怯，只有一种他当时还读不懂的东西。后来他才知道，那是她娘家人骨子里的东西——余保纯做了一辈子官，在洋人和朝廷之间周旋，女儿从小耳濡目染，比谁都清楚世道是什么样子。
姚姚十九岁那年生了何安，二十五岁生了何宁。他三十岁那年，几任广州知府接连被革职，朝廷无人可用，有人举荐了他。那时候余保纯已经被革职回乡江苏了，姚姚替他整理好官袍，对他说：“我爹做知府的时候，最难的不是管百姓，是应付上面。你记住，对得起良心就好。”
他上任那天，广州城门口贴着他的告示，上面写着“广州知府何成局”。他站在城门口看了很久，想起十七年前第一次见到姚姚时她站在余府门口的台阶上，想起岳父余保纯在书房里拍着他的肩膀说“我信你”，竟然坐上了岳父曾经坐过的位置。姚姚说得对，天下要大乱了，但也正是因为天下大乱，他才有了这个位置。满人信不过汉人文官，宁可从民间挑一些“非正途”出身的人来填缺，而他何成局，恰好就是那个合适的人选。
他在广州知府任上做了将近二十年。虎门销烟的时候他在，鸦片战争的时候他也在。道光二十二年，他亲眼看着英国人的铁甲舰开进珠江，看着广州城墙上插了白旗。那一刻他对自己说，这片土地完了，这个国家完了，广州布政使又干十多年。
后来大清真亡了。他带着全家老小在香港登岸的时候，是民国元年。他站在维多利亚港的码头边上，回头望着北方的海岸线，心里想的是两件事。第一件：他做了二十年的广州知府，治理过一方水土，但终究没能挡住洋人的船炮。第二件：从今往后，他不再是清朝的官了，他只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。然后他低头看了看身边——姚姚已经不在了，她已经埋在白云山六年了。但他们的儿孙还在，十五房小妾还在，何家的根还在。
他攥了攥拳头，对自己说，从头再来。
在香港，他创建了巨臂集团。从一家小货栈起家，做起了航运生意。后来扩展到贸易、地产、医馆、财务。几十年下来，巨臂集团成了香港华商中的翘楚。
他活了一百五十年，经历了鸦片战争、太平天国、甲午海战、庚子赔款、辛亥革命、军阀混战、抗日战争——每一次他都觉得这个国家要完了，每一次又都撑过来了。
他以为撑过来靠的是运气，后来才明白，靠的是人。像何国这样的人，像何山这样的人，像此刻挤在天安门广场上那三十万人一样的人。
“那就走吧。”何成局迈步，何家六十四口人跟在他身后，浩浩荡荡地出了四合院。
天安门广场比何成局记忆中任何时候都要拥挤。三十万人——他展开感知力估算了一下，只多不少——把整个广场填得满满当当，红色的旗帜连成了海。彩绸、松枝、花环，到处是标语和横幅。人们的脸上写满了一种何成局很少在国人脸上看到过的表情——期待。不是等待施舍的期待，而是终于可以自己做主的期待。
观礼台在城楼西侧。何家的位置不算最好，但也绝不差——何念祖事先打点过，以巨臂集团的名义捐了五万大洋给大会筹备处，换来了一个靠前的位置。何成局带着何国、何川、何山登上观礼台的时候，何念祖已经在上面了。九十一岁的老人穿着藏青色中山装，脊背挺直，精神比实际年龄看着年轻十岁。他是何家第三代中唯一还能理事的人，巨臂集团的日常运转全靠他撑着。
“爷爷。”何念祖朝何成局微微欠身。何成局在家族中早已不是某个辈分的称呼能框住的，所有人都叫他爷爷。
“坐。”何成局在主位上落座，何国、何川分坐两侧。何山没有坐，站在何成局身后，像一尊铁塔。
下午三点，城楼上出现了那个身影。
何成局的瞳孔猛地一缩。先天境的目力让他看得清清楚楚——那个人比他想象中要清瘦，但精神极好，举手投足之间有一种他从未在任何帝王将相身上见过的从容。他见过道光皇帝的懦弱，见过咸丰皇帝的颓丧，见过慈禧太后的精明，见过袁世凯的狡诈，见过蒋介石的算计。但城楼上这个人，不一样。
那从容不是来自权势，不是来自财富，不是来自武学修为。那从容来自一种何成局花了一百五十年才隐隐触摸到的东西——对历史的确信。确信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。
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！”
那声音不高，但穿透了三十万人的喧哗。天安门广场在一瞬间安静下来，然后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。何成局的手不自觉地握紧了座椅的扶手，木头在他掌中无声地凹陷下去。他没有跟着欢呼，也没有流泪，只是很轻很轻地闭上了眼睛。一百五十年的画面在他脑海中飞速掠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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